随着新年钟声的到来，2013年逐渐远去。但对于植物爱好者黄洁来说，2013年所定格的惊喜与荣耀仍然历历在目。

  2013年大年初一，黄洁意外地获知了一个喜讯。她发现的植物新种“深裂长蒴苣苔”被《北欧植物学杂志》收录发表。

  作为新植物的发现者以及福建福州市园林系统退休公务员，这名普通中国女性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国际学术期刊中。她所发现的植物新种的拉丁种名使用了“jie huang”的字样。

  与主流科学家对职业和工作价值的认识不同，黄洁平时更喜欢用业余爱好者、志愿者等称呼来定义自己和身边的朋友。而大多数人对这种公民科学活动仍感到陌生。

  作为国内该领域研究的早期发起人之一，环境保护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陈圣宾更认同“公众科学”的提法：“公众科学是包含了非职业科学家、科学爱好者和志愿者参与的科研活动，其涉及范围涵盖了科学问题探索、新技术发展、数据收集与分析等多个角度。”

  尽管国内学者对于公民科学和公众科学两种概念的理解存在分歧，但他们并不否认本国民众应该在国家科学活动中占有一席之地，公民科学慢慢的变成为政府与科学家之外的又一个推进科学发展的重要力量。

  中国经济快速地发展带来的环境污染、生境破坏、生物多样性丧失等一系列问题正一天比一天突出，从而让这种顺势而为的诉求变为可能。

  然而，与欧美先行国家相比，中国目前开展的公民科学活动往往局限于鸟类和植物监测等方面，在其他公众可参与的科学项目上则乏善可陈，进而影响了中国在相关领域科学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陈圣宾和有关人员为此奔走呼吁多年，遗憾的是，这条道路始终没有办法打通。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这是否有助于尚处萌芽状态的公民科学走出蛰伏？致力于此的人们翘首以待。

  “如果不是（自己）喜欢钻牛角尖，那些花儿可能还静静地生长在山野，不为人知。”时隔多年，当黄洁向《中国科学报》记者回忆起那段难忘经历时，仍深感幸运。

  2008年5月的最后一天，黄洁与几位好友来到福州附近的山乡采风。对这个小山村，黄洁是熟悉的。多年来，公益服务让她几乎走遍了那里的每一寸土地。

  “那里有一条溪，溪边有一座桥，用很简易的木头搭建而成，特别美。”阴差阳错，黄洁的网名就叫“简单的桥”，朋友们也总喜欢称呼她“桥姐”。

  然而，这次出行并不顺利。不期而至的山洪将木桥彻底冲断，身临远处的美景已成奢望。而这个意外却促成了黄洁与“深裂长蒴苣苔”的第一次邂逅。

  “在一处贴水的岩石上，有一些桃红色的小花儿，看上去很美。”当黄洁走到近前才发现，这些花多已枯萎，毫无生气。“无法想象它们盛开时的样子，只是感觉它们的植株很奇特，有点像西瓜叶，毛茸茸的。”

  回到家中的黄洁仍心系断桥残花，“它到底是什么？”随后，她把拍到的照片拿到很多专业论坛上询问，结果却如泥牛入海。

  陈彬的出现让黄洁看到了一丝希望。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博士后陈彬给出的答案是“闽赣长蒴苣苔”。

  “那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一个名字，特别兴奋，就问了很多关于它的问题。”然而，通过比对，黄洁发现这个所谓的专业答案似乎有些不对劲。“它还是和自己当时看到的东西不太一样。”

  此后的5年中，只要有机会，黄洁就会跑到山沟里去看那些岩石上的小花儿，有时甚至什么也不做，只是静静地待在一旁。“春季、盛夏、秋季，各种生长期我都拍到了，其中有3年看到了花开时的样子，那是一种质朴的美。”在专业技术人员小秋和精密仪器的帮助下，黄洁拿到了更多细节照片。

  然而，等来的结果却依然如故。“这就是闽赣长蒴苣苔。”尽管黄洁一再强调叶子的不同，但广西壮族自治区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副研究员温放认为，植物叶子的变化很大，不同生长条件、生长周期内的叶子形态是大不相同的。

  “这是一个新种，确定无疑！”几日后，突如其来的喜讯让黄洁有些不知所措。原来，同她一样不死心的，还有温放。他将黄洁5年来拍摄的照片，以及小秋提供的标本、解剖图等进行了详细比对，最终推翻了自己此前的判断“深裂长蒴苣苔”，应该是这些小花的名字。

  新种的发现在当地植物爱好者中引起了不小轰动，很多人觉得黄洁实在很幸运。不过，这对黄洁已不再重要，看着那些无名的小花被人们认识和喜爱，她感到很欣慰。同时，她身边由此聚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她不仅不再“孤军奋战”，还找到了一个“新家”。

  对于国内许多植物爱好者来说，黄洁的“家”他们并不陌生。2007年，在中科院植物研究所的倡导下，中国自然标本馆（CFH）正式创建运行。

  “这是一个很好的公共科学平台，目前已有8000多位注册用户，他们分布在全国各地，有的还是国外用户。”植物所原所长马克平为这样的平台倾注了很多心血。

  生物多样性保护是植物所的重要科研方向之一，然而，由于生物多样性的调查与监测工作十分庞杂，仅靠科学家很难完成。“CFH的创建就为了能够让更多的人加入进来，帮助研究。” 马克平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正常采访时说。

  目前，CFH的收获已经十分可观。随着志愿者不定期地把拍摄到的植物、鸟类、菌类照片上传，平台每天都有2000～3000张照片入库，目前图片总数已超过400万张。

  自平台创建以来，这些上传者没获得来自平台的任何奖励或经费，这是一种完全自愿自发的行为。而平台则会提供包括学者、爱好者在内的专业鉴定，使上传者获得更多知识资源。“这也是一个双赢的模式，社会和科学界都受益。”马克平坦言。

  “开展公众科学的花费确实很低。”在陈圣宾看来，科学家作专项研究，有很强的目的性，研究成本也会随之升高。但如果交给业余爱好者来做，他们能够在旅行或其他活动中获得所需要的信息，从而“将科学发现变成一种意外收获”。

  此外，公民科学也会让科学家摘得硕果。“在国外，那些长期开展的优秀公众科学项目已经产生了很多高质量的学术论文，有些甚至会出现在《科学》和《自然》等重量级学术刊物上。”陈圣宾相信，只要项目设计得足够好，开展的时间足够长，国内学界也完全能做到。

  陈彬还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平台的存在意义不仅局限于此，它还为更多的爱好者成为“黄洁”提供了可能。

  2013年，在国内植物分类学大家、中科院院士王文采为即将出版的《中国高等植物彩色图鉴》到平台工作室选取照片时，出现了无心插柳的一幕。

  “王院士在挑选照片的过程中，意外发现了四五个疑似新种的植物，他让我把它们准确标注下来，等待进一步研究确认。”陈彬感慨道，假如没有这个平台，很难有这样的发现。

  更有趣的是，在《中国高等植物彩色图鉴》一书中，黄洁的名字再度出现。“我的一张陀螺紫菀的照片被选中了，收录在药用植物图鉴里。”对于花名，黄洁的理解很真切，“当时拍微距时忽然有一种感觉，花下面的萼片一层一层的，很像是刚刚旋转起来的陀螺。”

  近年来，尽管国内公民科学已在植物和鸟类监测等方面斩获颇丰，但与国外相比，在公众参与深度和广度方面依然显得很稚嫩。

  在国外，大量公众科学项目和公共科学平台的启动实施，为科学研究和环境保护等工作提供了重要支撑。生态环境保护与监测是公民科学的重要组成内容之一，但多年来，它在国内的发展却始终步履艰难。

  “中国的环境政策制定往往缺乏政府与公众之间的博弈过程，尽管很多人有一些切身的感受，但却因没有具体数据，很难表达自己的意见。即使公众付出很多努力自行获得监测数据，也很难得到有关部门的认可。”陈圣宾指出。

  作为国内环保组织自然大学森林项目的负责人，杨恒的经历可谓国内公民科学活动的一个真实缩影。毕业以来，杨恒从事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已两年有余，然而，在朋友和家人眼中，她的这个行当总是让人感到揪心。

  从“神农架机场”“桉树事件”“油茶事件”，到如今的“南岭发现者”，每到一地，杨恒很少会将自己的实际身份和盘托出。“有时我告诉他们我是媒体实习生，有时会以大学生志愿者的身份出现，有时就干脆装成去当地旅游的”在杨恒看来，这些善意的谎言不仅是顺利完成调查的保证，也关系到自己能否全身而退。

  “说实话，这份工作的收入还算可以，就是有些危险，当地政府把我们当瘟神，老百姓也不待见，因为确实涉及到很多人的利益和生计。”杨恒苦笑着说，对于母亲，一向直言的她总是讳莫如深：“我只告诉妈妈自己是非政府组织，妈妈说我也不懂你做的事情，但千万别是的。”

  杨恒和记者说，她再干两年就想出国攻读博士，集中时间系统学习一下关于生态学的专业相关知识和西方非政府组织（NGO）的运行模式。“也许是合作模式问题，找专家合作往往是国内NGO最头疼的事情。平时的科普讲座还好，可一听说环保方面的敏感话题，大家都不愿意来。”杨恒坦言。

  然而，在陈圣宾看来，这些遭际无疑是国内公民科学发展不够充分的鲜活写照。“公众科学能够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克服普通NGO的活动缺陷。”

  在公民科学的框架之下，科学家与普通公众之间有利害关系，这种关系不仅表现在金钱上，也体现在观点中。由于普通公众和科学家一样参与了项目的设计、数据采集分析、报告撰写等工作，所以他们对于项目的产出和所能达到的社会效果都会非常看重，“这是深入合作的前提”。

  尽管如此，陈圣宾还是认为，无论是幸运的“黄洁们”，抑或是困惑的“杨恒们”，均无法代表公民科学的真实面貌。“公众科学的项目领域十分普遍，我们目前只涉及了生物环境这一个范畴，而它在天文学、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交通事故监测等方面都是大有作为的。”

  2007年，“星系动物园”真正开始启动。这是一项任何天文爱好者都可参与进来的简单天文活动：看一幅星系照片，然后对其进行甄别分类。这一看似“无趣”项目引来了无数双眼球。在网站上线小时之内，每小时收到的分类数量达到了7万个，第一年共收到5000万个分类，参与者达15万人。

  不仅如此，在“星系动物园”的合作者名单上，也出现了牛津大学、普次茅斯大学、诺丁汉大学、耶鲁大学等多所世界名校。截至2012年，科学家利用“星系动物园”研究数据发表在正规学术期刊上的论文已有30余篇。

  与欧美国家近百年的现代公众科学发展历史和现状相比，中国在公民科学方面不仅起步较晚，而且进展缓慢。由于缺乏统一的组织、培训、整合与输出，仅有极少的数据能够应用到科学研究、政府决策和管理工作当中。数据共享不足以及科学家与公众的交流合作匮乏是国内公民科学典型的现实困境。

  马克平认为，公民科学的专业化程度要远高于科普工作，因而不能操之过急，它的发展程度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公众只有在经济上富足了，才会有更多能力、精力和兴趣参与一些科学工作。”

  让陈圣宾感到忧虑的是，现行社会条件的约制使得科学家与公众都无法在此方面大展拳脚。“科研单位对于科学家的考核是以文章论英雄的，科学家做公众科学工作将很难获得单位认可的产出；业余爱好者则要为生计奔波，即便有了金钱和想法，同样受到时间、精力与专业素养的限制。”

  为此，陈圣宾建议，若想充分调动科研工作者的积极性，就必须为公民科学产出的成果寻找出口。“公众科学项目与纯科研项目有很大不同，后者已经有了很好的模式可供借鉴，而公众科学项目的合作模式是要一直摸索和创新的。”

  然而，对于有几率发生的改变，黄洁却产生了一丝隐隐的不安。“不管怎样，公民科学需要政府支持，但过于强调政府支持并不见得是件好事。绝对不能拿钱去刺激，这只会让原有的东西变味儿。”

  这几年，黄洁感觉身边的变化很大，“专业技术人员”慢慢的变多。“他们拿着高级设备，走马观花的成分多于观察研究。”

  黄洁说，自己将来还是会拿着那台“不入流”的三手单反相机去山乡里拍花儿，“那纯粹是一种感觉，看到植物就走不动路了”。